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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志华:林彪在朝战中真的“称病不出”吗?-

来源:天明文学网   时间: 2021-04-05

  【作者按】关于1950年10月中国出兵朝鲜问题,中国和社会上长期以来流传着一个说法,即毛泽东本来想请林彪挂帅出征,但林彪反对出兵,故称病不出,后中央决定改派彭德怀带兵赴朝作战。关于林彪“称病不出”的说法,就目前笔者所见,没有任何文献证据,只是出自一些当事人的回忆。有资料表明,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时,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交给粟裕指挥,而粟裕托病请辞。毛泽东可能想到过要派林彪去朝鲜,但因林彪病情严重,要去苏联治病,只能改派他人。但林彪此时已做了带兵出征的准备和安排。中国出兵朝鲜的最初决策过程很复杂,哪里是林彪“称病不出”,彭德怀“挺身而出”那么简单?  

  作者简介:沈志华,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。 

  原题:朝鲜战争初期林彪“称病不出”质疑――兼论毛泽东对入朝作战何人挂帅的考虑

 

  在关于1950年10月中国出兵朝鲜的讨论中,中国学界和社会上长期以来流传着一个说法,即毛泽东本来想请林彪挂帅出征,但林彪反对出兵,故称病不出,后中央决定改派彭德怀带兵赴朝作战。笔者在研究中看到一些文献,并对知情者做过采访,发现这种说法有一些说不通的地方。这件事不仅关乎对林彪个人的历史评价问题,而且涉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出兵朝鲜这一战略决策的形成――选择主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,因此有必要把历史的真相尽量搞清楚。

  关于林彪“称病不出”的说法,就目前笔者所见,没有任何文献证据,只是出自一些当事人的回忆①。  

  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大概是1982年出版的《聂荣臻回忆录》,其中说到:“林彪是反对出兵朝鲜的。毛泽东同志原先决定让林彪去朝鲜指挥志愿军,可他害怕,托词有病,硬是不肯去。奇怪得很,过去我们在一起共事,还没有看到他害怕到这个程度。”②聂荣臻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总参谋长,他的回忆很有权威性和影响力③。  

  1989年10月张希在一篇文章中写到:1950年10月2日中央书记处在颐年堂开会,毛泽东主张出兵,谈到挂帅问题时,毛略显急躁地说,原定粟裕,但他有病在青岛休养。后与常委商量,考虑让林彪去,但林彪认为中美军事力量对比悬殊,贸然出兵恐引火烧身,后果不堪设想。他又说有病,怕光怕风怕声音。会议上确定让彭德怀挂帅④。张希时任总参军训部参谋,不是直接当事人,他的说法应该不是出自本人的经历。  

  1993年出版的《彭德怀传》的说法与此大体相同:1950年10月2日下午,中共中央书记处在颐年堂开会。毛泽东认为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,原拟派林彪率军入朝,但林彪不大赞成出兵,称病推辞,中央书记处遂改派彭德怀挂帅⑤。参与该书写作者多为在彭德怀身边工作的参谋或秘书,因此很多重要的研究著作都沿用了这种说法⑥。  

  1994年出版的雷英夫的回忆文章说:1950年八九月间毛泽东曾考虑让林彪领兵出征,但林彪却一再以有病为借口,坚决不去,并要求到苏联去治病。10月6日,中央已经决定出兵,林彪在军委常委会议上仍然不赞成出兵,并提出了“出而不战”的方针,遭到周恩来的严肃批评⑦。雷英夫时任总参作战室参谋,应该是直接当事人,他的说法也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⑧。  

  1996年出版的吴信泉(第39军军长)的回忆录,记述了1950年10月9日高岗在沈阳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。高岗说:关于出兵朝鲜,中央是有不同意见的,我也有不同考虑,但既然中央已经做出决定,我们就要坚决执行。又说,彭老总也是“仓促上阵”。原来毛主席让林彪去朝鲜,他对四野熟嘛,可是林彪有病,去苏联看病了⑨。按照这个说法,毛泽东只是曾考虑过让林彪挂帅,但因其有病,并未委派,而是临时选中了彭德怀。  

  口述史料的最大问题就是其准确性没有保证,因为有诸多因素会影响到当事人的回忆,如记忆误差、情感变化、政治立场、人事关系,等等。所以,历史研究者在引用口述史料时一般都要进行考证,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,必须找到相应的文献资料来印证,而不可把某一当事人的回忆史料作为唯一的证据使用。对于“林彪称病不出”的问题,自然也是如此。这里涉及几个重要问题:毛泽东最初是否曾决定派林彪挂帅;林彪的身体状况是否能够带兵赴朝作战;林彪是否反对出兵朝鲜;林彪是否拒绝挂帅出征。  

  从目前出版的文献资料看,中共中央最初决定带兵赴朝作战的人不是林彪,而是粟裕。朝鲜战争爆发以后,美国立即决定进行军事干预。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危急情况,1950年7月2日,中共中央或毛泽东本人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,并通过周恩来将这一情况向苏联大使做了通报⑩。在7月7日中共中央正式做出成立东北边防军决定之前,已经确定由正在筹备台湾战役陕西#!好癫痫医院的总指挥粟裕担任东北边防军的领导职务。7月6日夜毛泽东致电粟裕:“现有重要任务委托粟裕同志执行,请粟于7月16日前将三野事务处理完毕,于7月18日来到北京接受任务,粟来时可带随身秘书及参谋人员数人。”(11)目前尚未找到粟裕的回电,但他显然称病拒绝入京,故毛泽东7月10日再次致电:“来电悉。有病应当休养可以缓来,但仍希望你于8月上旬能来京,那时如身体已好,则可担任工作,如身体不好则继续休养。”(12)7月14日,粟裕因复发高血压、肠胃病和美尼尔氏综合症,到青岛治病,故提出请中央考虑让别人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员(13)。7月17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致电华东局:“毛主席前电粟要他于8月上旬来京,依情况或留京休养或担任工作。现粟已去青岛休养,甚好。请粟于8月上旬来电报告身体情况。如病重则继续在青岛休养,不要来京,如病已愈则盼来京。”(14)  

  7月22日,周恩来和聂荣臻向毛泽东报告:东北边防军预计8月上旬可以全部到达指定地点,苏方限令苏联空军喷气机师于8月3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点。这些部队到达后,就需要统一指挥和供应。但边防军的指挥机构目前还有困难,粟裕尚在休养,萧劲光和萧华一时难以离京。拟请批准边防军目前先归东北军区高岗统一指挥,并安排供应,待粟裕等人到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。第二天,毛泽东批示:同意(15)。8月5日毛泽东致电高岗:应准备9月上旬作战,请高岗负主责,召集军事会议,指示作战的目的、意义和大略方向,并告知:萧劲光、邓华、萧华均参加这次会议(16)。此前,8月1日粟裕托罗瑞卿带信给毛泽东,说自己病情未见好转,请求中央给予长假休养。8月8日毛泽东给粟裕回信:新任务不甚迫切,你可以安心休养,直至病愈,也可以来北京休养(17)。  

  从以上往来函电可以判断,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时,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交给粟裕指挥,而粟裕托病请辞。粟裕7月6日接到毛泽东的通知时,正在积极备战台湾战役,可见当时并没有因病休养。7月14日粟裕决定去青岛养病,有两种可能:病情突然加重;或他认为接受新任务有诸多不便。关于后者,究其原因,笔者认为并非粟裕畏战――进攻台湾的战役未必就比出兵朝鲜轻松,而是作为第三野战军的指挥员,粟裕不想或觉得无法指挥第四野战军的部队。这一问题,在准备台湾战役时已经显露出来。早在1950年6月上旬出席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期间,粟裕在汇报解放台湾的准备情况和作战方案时就提出,解放台湾已经成为全国全军的重大战略行动,请求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台湾战役。但毛泽东宣布,攻台作战仍由粟裕负责(18)。6月23日,粟裕在给毛泽东并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再次请辞,并暗示了请辞的理由。粟裕报告说:目前攻台作战可集中三野和华东部队约50万人,其中战斗部队不过30~38万人,与敌对比还不能算占优势。故考虑从其他野战军抽调3~4个军作为预备队,并“请求军委直接主持此一战役或请刘伯承、林彪两同志中来一个主持亦可”。其理由是“能力有限不堪负此重责,另许多具体实际问题非军委统筹而不能行”(19)。试想,粟裕对于把其他野战军部队作为预备队统辖都感到不便,怎么会只带“随身秘书和参谋人员”去直接指挥别的部队?  

  这个问题粟裕能够想到,毛泽东也一定能够想到。当时作为全军战略预备队的只有林彪指挥的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,而毛泽东却决定让粟裕去指挥,这说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没有设想让林彪挂帅出兵朝鲜。甚至可以推断,毛泽东做出这个决定时,很可能征求过林彪的意见(20)。此时准备出征的只是第十三兵团,而作为指挥系统,兵团司令部已经健全,故毛泽东认为“新任务不甚迫切”。8月4日,毛泽东批转了第十九兵团复员工作的报告,认为他们的经验值得在全军推广(21)。但是到8月中旬,朝鲜的战局进入胶着状态,美军随时可能在人民军侧后登陆,情况十分危急,中国军队必须尽快做好一切出征的准备。8月18日毛泽东指示:务必在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出兵作战的准备工作(22)。与此同时,第二梯队的组建工作也已经提上日程。这样,就必须建立起超越兵团一级的整个出征部队的指挥系统。8月19日,聂荣臻提出了配备二线兵力的问题,并建议除第九兵团在上海地区作为机动部队外,建议将第十九兵团集结于济南或郑州,作为出兵朝鲜的第二梯队。由于第十九兵团归属第一野战军,故毛泽东致电主政西北工作的彭德怀征求意见(23)。8月27日,毛泽东又给彭德怀发出一封电报:“为应付时局,现须集中12个军以便机动(已经集中了4个军),但此事可于9月底再做决定,那时请你来京面商。”(24)毛泽东就出兵朝鲜的问题是否与彭德怀进行过商量,或还有什么其他函电,目前尚不得而知。不过,这两封电报说明,在原定入朝部队总指挥粟裕仍在病中,而第一野战军的部队已确定为第二梯队的情况下,毛泽东很可能已经考虑让彭德怀来挂帅。如果说粟裕和刘伯承指挥林彪的部队可能会出现不易协调的问题,那么作为中央军委副西安儿童癫痫病去哪个医院主席,又曾担任过八路军副总指挥、解放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,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据时任总参作战部参谋的王亚志讲,在当时的中共将领中,能指挥诸多兵团协同作战的有6人,即彭德怀、林彪、刘伯承、徐向前、粟裕和陈赓,其中林彪、粟裕和徐向前都在病中,刘伯承已内定主持筹办陆军大学,陈赓则受命去越南协助胡志明作战。因此,这时能够挂帅出征的只有彭德怀了(25)。  

  上述史料表明,直到1950年9月,毛泽东并没有考虑让林彪带兵去朝鲜。那么,在10月初苏联和朝鲜要求中国立即出兵的紧急情况下,毛泽东是否有过这种考虑?洪学智(时任志愿军副司令)和杜平(时任志愿军总政治部主任)都回忆说,彭德怀曾向他们转述过毛泽东的话:原来想让林彪去朝鲜,可是他说有病,要去苏联看病(26)。长期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叶子龙也回忆说,毛曾亲口告诉他:林彪说身体不好,要去苏联养病,关键时刻还是彭老总行!(27)毛泽东原话究竟是怎样讲的,彭德怀是否会在与林彪的下属刚见面就说林彪的坏话,现在无从考察,但问题是,林彪的病情究竟怎样,是否能够领兵出国作战,毛泽东是否了解这一情况,是否曾考虑临时请林彪挂帅?  

  关于林彪的病情和治疗情况,他的司机楚成瑞和秘书关光烈有较为详细的回忆:林彪早有神经衰弱和失眠症,抗日战争期间又被国民党士兵误伤,子弹头卡在骨头缝里,后来到苏联治病,虽取出弹头,但落下了后遗症。内战时期,林彪劳累过度,病情加重,严重失眠、头痛。南下作战尚未结束,便不得不回武汉治疗。1950年3月经中央批准,林彪到北京治病。此时病情出现反复,旧病没好,又添新病,怕冷、怕水、怕光、怕风,头痛、腰痛、失眠。而且“一天到晚静不下来,需要不断地活动,一到晚上更厉害”。因为怕光,林彪的房间里挂了三层窗帘,白天进去都要打手电筒。因为怕风,女儿为他跳舞,都要在屋外,林彪隔着玻璃看。林彪平时睡不着,在颠簸的情况下反而容易入睡。于是,楚成瑞就经常开车拉着林彪在石子路上兜圈子,好让他多睡一会儿。林彪治病期间,周恩来、彭德怀、罗荣桓和黄克诚常来探望,周恩来一个月要来一两次。毛泽东也很关心林彪,每次林彪去拜访,毛都要亲自送他出门(28)。林彪得此怪病,在当时中国的医疗条件下很难治愈,故多次寻求苏联帮助。据笔者看到的俄文档案,早在1947年9月高岗就向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提出,请求派苏联神经病医生和心血管病专家来为林彪的病情进行诊断(29)。1948年11月,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古谢夫又致函联共(布)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,要求为林彪派遣医生治病(30)。

  以上情况说明,林彪确实有病,而且很严重,很怪异,在中国尚无法亲临战场指挥作战,又如何能出国带兵?对于这种情况,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很清楚。1950年9月3日,毛泽东复函高岗。谈及边防军司令部的组建,毛泽东就提到,“林彪和粟裕均有病”(31)。10月2日晚与苏联大使会谈时,毛泽东最后说,准备即刻派周恩来和林彪赴苏,与斯大林协商出兵问题(32)。实际上,林彪是去苏联治病,顺便参与战争问题的商讨。按照规定,各国领导人到苏联治病或疗养,都需经过苏联最高领导层批准,还有一系列出国手续。所以,林彪去苏联治病应该是早有安排,而毛泽东对此也不可能不知道。如此推断,毛泽东不太可能在10月初临时提出让林彪去朝鲜领兵打仗。据亲历者杨尚昆回忆,10月5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谈话时,彭问到林彪挂帅的问题,毛“谈了林彪的情况后”说,中央的意见是要彭挑起这副担子(33)。这里,毛泽东谈的“情况”当是指林彪有病,无法领兵出征。 

  至此,笔者的判断是,在以上所引口述史料中,吴信泉谈到的高岗的讲话比较可靠,即毛泽东可能想到过要派林彪去朝鲜,但因林彪病情严重,要去苏联治病,只能改派他人。至于对出兵朝鲜的态度,应该说,林彪不同意甚至反对出兵的可能性是很大的。林彪用兵一向谨慎,不愿冒险,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。因此,在军事局势不利的情况下,林彪不主张中国参战是很自然的事情。柴成文告诉笔者,1950年9月初他回国汇报工作期间,被林彪专门找去问话。林彪提问的重点是:如果战局逆转,我们不出兵,让他们上山打游击行不行?(34)由此可以看出,林彪对朝鲜战争可能出现逆转早有准备,而且不主张中国出兵。不过这里应该指出的是,当时反对出兵的绝不仅仅是林彪,中央多数领导人的意见都是如此。10月2日毛泽东与罗申谈话时就说:“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,对此必须谨慎行事。”(35)毛泽东曾经说过,当时在中国领导人中,只有一个半人主张出兵(那半个人是指周恩来)(36)。甚至彭德怀最初也对出兵有异议。据彭德怀回忆,毛泽东第一次征求他的意见时,他说:“苏联完全洗手,我们装备差得很远,只好让朝鲜亡国,是很痛心的。”(37)况且,那时毛泽东讲求军事民主,让大家摆一摆出兵的不利因素,林彪讲述不出兵的理由也是癫痫病兰州哪家医院好呢很正常的。重要的问题在于,尽管林彪本人不主张出兵,但是对于毛泽东已经做出的决定或表示的意愿,他还是积极支持的。据相关的回忆史料,东北边防军组建时,毛泽东曾询问林彪的意见,林彪指出,以四野第十三兵团为主力部队最合适,但是就指挥大兵团作战而言,第十三兵团司令员黄永胜不如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,故建议两个兵团的司令部对调。毛泽东遂采纳了林彪的建议(38)。再有,美军仁川登陆后,林彪把四野二局(技术侦察局)局长彭富九和政委钱江从武汉紧急召到北京,向他们交代:朝鲜战争很紧张,“中央正在研究出兵援朝问题,可能要我去朝鲜”。林彪要求他们以四野二局为主组建一支技术侦察队伍,准备随他赴朝工作,并嘱咐:“此事中央正在讨论中,要做好准备,但暂不要对别人讲。”(39)可见,林彪此时已做了带兵出征的准备和安排。在这种情况下,如果毛泽东决定让林彪挂帅,他可能拒绝吗?即使林彪心里不愿意,以他对毛泽东的了解,也不可能在行动上有所表现。从另一个角度看,毛泽东当时很尊重林彪的意见。10月2日晚毛泽东对苏联大使所说让北朝鲜“进行游击战”,估计就是听了林彪的主意。由此也可以理解,林彪在10月6日会议上提出的“出而不战”的策略,并非畏战,而是一种积极态度的表现。后来由于情况出现变化,斯大林推迟出动苏联空军,毛泽东也修改了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方针,采用的就是这种策略(40)。  

  历史研究,包括对一些细小问题的考证,无非是要探明史实,否则如何展开正确和客观的历史叙事?从上述讨论中就可以看出,中国出兵朝鲜的最初决策过程很复杂,毛泽东要下决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,哪里是林彪“称病不出”,彭德怀“挺身而出”那么简单? 

  注释:  

  ①笔者认为,在真正的历史研究和考证中,纪实作品以及研究著作中没有注明史料出处的说法,均不足为证,故不在考虑之列。  

  ②聂荣臻:《聂荣臻回忆录》,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版,第586页。

  ③有研究者采用了这种说法,如徐焰:《第一次较量――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》增订本,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,第36~37页。

  ④张希:《彭德怀受命率师抗美援朝的前前后后》,《中共党史资料》第31辑(1989年10月),第125~127页。

  ⑤王焰等编:《彭德怀传》,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,第400页。据笔者了解,编写组在议论这个问题时,也是拼凑道听途说的回忆,没有一个真正的亲历者。

  ⑥参见逄先知、李捷:《毛泽东与抗美援朝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,第14页;逄先知、金冲及主编:《毛泽东传(1949~1976)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,第114页。

  ⑦雷英夫:《抗美援朝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》(续一),《党的文献》1994年第1期,第27页。

  ⑧有不少论著采用了这种说法,如金冲及主编:《周恩来传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,第1017~1018页;徐焰:《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――正确而辉煌的运筹帷幄》,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,第101页。但也有人对雷英夫的回忆提出质疑,见卢建东:《对雷英夫有关抗美援朝回忆若干问题的质疑》,《党的文献》2001年第2期,第81~85页。

  ⑨吴信泉:《三十九军在朝鲜》,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,第17~18页。

  ⑩A.B.托尔库诺夫:《神秘的战争:1950~1953年的朝鲜冲突》(Торкунов А.В 3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: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~1953годов),莫斯科:俄罗斯政治百科出版社2000年版,第103~104页。

  (11)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:《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》上卷,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,第157页。第二天召开的国防问题会议确定,成立东北边防军,限8月5日前到达中朝边境地区集结,粟裕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。《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》上卷,第159页。

  (12)(14)《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》上卷,第160、160页。

  (13)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:《粟裕年谱》,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,第499~500页。

  (15)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、中央档案馆编:《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》第3册,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,第80~81页;《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》上卷,第171页。

  (16)(21)(22)(23)(24)《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》上卷,第179~180、178、184、185、195页。<偏方治疗癫痫病的效果怎么样/p>

  (17)1950年12月,粟裕赴苏联治病。《粟裕年谱》,第500、502页;粟裕文选编辑组:《粟裕文选》第3卷,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,第53~54页。

  (18)《粟裕年谱》,第497~498页。

  (19)《粟裕文选》第3卷,第44~52页。

  (20)关于林彪参与入朝作战决策的情况详见下文。

  (25)笔者对王亚志访谈记录,2006年5月。王老曾随同彭德怀入朝,后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,晚年从事朝鲜战争和中国军事史研究。

  (26)洪学智:《抗美援朝战争回忆》,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,第19页;杜平:《在志愿军总部》,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,第20页。

  (27)叶子龙:《叶子龙回忆录》,温卫东整理,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,第195~196页。

  (28)蒋霞:《我给林彪治“怪病”――访离休老战士楚成瑞》,《南方周末》,2000年11月23日,第28―29版;关光烈口述、迟泽厚整理:《关光烈谈林彪》,《南方周末》,2012年2月16日,第23版。

  (29)A.M.列多夫斯基、P.A.米罗维茨卡娅、R C.米亚斯尼科夫编:《二十世纪的俄中关系:文献资料,第五卷,苏中关系(1946年至1950年2月),第2集(1949年至1950年2月)》(Ледовский А.М.,Мировицкая Р.А.,Мясников Б.С.(сост.)Русско-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 в ХХ веке,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,Том V,Советско-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,1946-февралъ 1950,Книга 2:1949-февралъ 1950г.),莫斯科:历史思想纪念出版社2005年版,第510页。巴拉诺夫,时任联共(布)中央办公厅副主任。苏斯洛夫,时任联共(布)中央书记处书记。

  (30)A.M.列多夫斯基、P.A.米罗维茨卡娅、B.C.米亚斯尼科夫编:《二十世纪的俄中关系:文献资料,第五卷,苏中关系(1946年至1950年2月),第1集(1946~1948年)》(Ледовский А.М.,Мировицкая Р.А.,Мясников В.С.(сост.)Русско-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Хвеке,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,Том V,Советско-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,1946-февралъ 1950,Книга 1:1946~1948гг.),莫斯科:历史思想纪念出版社2005年版,第484~485页。

  (31)《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》上卷,第198~199页。

  (32)《罗申致斯大林电》,1950年10月3日,АПРФ,ф.45,оп.1,д.334,л.105~106。尤金当时正在北京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俄文本。科托夫和孔诺夫均为苏联驻华大使馆官员。

  (33)访问杨尚昆记录,1984年7月20日,转引自王焰等编:《彭德怀传》,第401~403页。

  (34)笔者采访柴成文记录,2000年9月12日。

  (35)《罗申致斯大林电》,1950年10月3日,АПРФ(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),ф.45,оп1,д.334,л 105~106。

  (36)师哲在接受陈兼采访时,讲到了毛泽东的这句话。参见陈兼:《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――中美冲突的形成》(Chen Jian,China’s Road to the Korean War:The Making of the Sino-American Confrontation),纽约: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,第281页。

  (37)见王亚志:《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前后的一些情况》,《党的文献》1995年第6期,第87页。  (38)笔者对王亚志访谈记录,2006年5月。也有回忆说,这个主意是罗荣桓出的(杜平:《在志愿军总部》,第7页)。但笔者判断,还是王亚志的回忆比较可靠。

  (39)彭富九曾回忆说:“朝鲜战争爆发后,我和钱江同志带四野二局部分同志回京……”见彭富九:《我所经历的军旅篮球运动》,《百年潮》2009年第4期,第44页。笔者沿此线索对彭的家人进行了追踪采访(2012年4月)。

  (40)详见《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》上卷,第256~257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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